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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人先讀詩,沈從文為何對卞之琳高度評價?

  • 來源:新華網
  • 發布時間:2021-01-15

從現代文學史的記述看,詩人卞之琳出版的第一本詩集,是1933年5月印制的《三秋草》。其實,他此前還有一部詩歌《群鴉集》,已經由他人編輯完成,可惜因出版受阻未能面世。不然的話,他的處女詩集發表時間可以前推兩年。需要特別指出的是,這前后兩部詩集的編輯或問世,均與已廣有聲譽的小說家沈從文有直接關系。

  識人先讀詩

  卞之琳在《〈雕蟲紀歷〉自序》中,這樣敘述他開始寫詩的動因:“我從鄉下轉學到上海,經過一年的呼吸荒涼空氣、一年的埋頭讀書,我終于又安定不下了。說得好聽,這也還是不滿現實的表現吧。我彷徨,我苦悶。有一陣我就悄悄發而為詩。”

卞之琳

  當時的卞之琳,是頗為不自信的。這段時間寫的作品,“自行銷毀的較多”。1931年,詩人徐志摩在北京大學兼職,為卞之琳他們上“英詩”課。盡管卞之琳寫詩“總想不為人知”,可大詩人在前,實在是哪個寫詩人也不愿放棄的求教機會。課余,卞之琳終于把自己的詩作抄錄了一些,交給徐志摩。卞之琳詩作雖主要用白話,可由于外國詩歌原作的影響,此時的他已開始試著用格律體來約束,同時凝煉自己的作品了。在當時的青年詩人中,這個起步是頗高的。

  徐志摩一讀之下,很是喜歡。他將這批作品帶到上海,和沈從文一塊兒讀了,沈從文對這批作品也很欣賞。接下來,他們便商議將作品匯聚出版。為此,還不認識卞之琳的沈從文,給卞寫了很長一封信,說他和徐志摩都認為,這批作品可以印成一本小冊子。不僅說說,沈從文還立即著手編輯。形成之后,他以其中一首作品的題目來為詩集命名:《群鴉集》。憑著閱讀感受,沈從文還為這部詩集寫出了一篇頗有見地的“附記”。

  沈從文的“附記”,從一些自以為是的詩人說起,表示自己“卻不喜歡這種詩人,也正如我不喜歡這類文人一樣”。既然表達看法,沈從文當然有喜歡的東西:“詩人同他的詩還有另外一條路可走,便是平淡樸實。他的詩,不是為了安置辭藻而有的。他寫詩,他的詩即或表現到一種最高的德性,作品有不可磨滅的光輝,他也并不以為自己不是一個人……他若是一個年輕人,他的憂郁,假若說,他是不缺少年青人的憂郁的,他一定得喊出難受的苦處,吐出那悶在心上的一團……他用的手段,沒有比用誠實為再好的手段了。”

沈從文

  這段議論甚至牽涉到作文和為人的聯系。當然,由此引出自己欣賞的詩人,就應該具備他贊賞的品質才是:“但棄絕一切新舊詞藻摒除一切新舊形式,把詩仍然安置到最先一時期文學革命的主張上,自由的而且用口語寫時,寫得居然極好,如今卻有卞之琳這本新詩。”“然而當我把詩的趣味,放在新詩最初提出的那一個方向上去時,我以為之琳有幾首詩,達到了一個另外的高點,使我覺得更喜歡了。”

  卞之琳的詩有哪些使人“喜歡”的地方呢?“運用平常的文字,寫出平常人的情感,因為手段的高,寫出難言的美。詩的藝術第一條件若說是文字的選擇,之琳在這方面十分的細心,他知道選擇‘適當’的文字,卻刷去了那些‘空虛’的文字。”

  沈從文雖然看出卞之琳的優長,但“這個集子在他還是試作,據說送給人看時還很羞怯,這羞怯處也就正是他有無限希望可以向完全那個地方走去的好處。他能保留那個態度,并且獨自從那個方向做去,他的成就,決不至于到印一本書以后便完事的。”對于卞之琳的未來,沈從文給予很大期望:“樸素的詩將來的最好成就或者應當歸給之琳的。”沈從文不僅眼光獨到,表達也委婉曲折,用的也是能傳達出豐富生活體驗的畫面感文字。

  這篇高度評價卞之琳詩作的“附記”,卞之琳很快讀到了:“不久在創作月刊上意外地發見了從文的一篇群鴉集附記,看了才知道自己的小冊子名字也有了。”對于一個想從事寫作的學生,這種鼓勵的程度可想而知。當年11月,徐志摩也致信卞之琳。表示書(《群鴉集》)“遲至十一月總可出版”。可不久發生了“一·二八”事變。日本人對中國,尤其上海的文化破壞幾乎是毀滅性的。卞之琳的這部詩集印制正在上海,所以“從此雖然還不時得到出版的消息,卻始終只見到一次預告”。這部《群鴉集》遺憾胎死腹中。

  波折《三秋草》

  《群鴉集》最終雖未印出,可徐志摩和沈從文的欣賞,尤其是還不認識的沈從文寫出文字指示優長,大大鼓舞了初學寫詩的卞之琳。徐志摩逝世了,沈從文在他的心中,就“儼然”成了朋友。1933年春假,卞之琳先前翻譯法國詩人波德萊爾《惡之花》中的十首作品,被《新月》雜志收下,稿酬是幾塊銀元。拿著它,卞之琳“小游”青島,去看望在那里任教的沈從文及也寫詩并翻譯的孫大雨。到青島后,他就住在沈從文宿舍。談詩論文間,他們一定感嘆到《群鴉集》的不濟命運。這一頁揭過,卞之琳又談到自己在1932年秋天時,新寫了十多首與先前作品“風格稍異”的詩歌,想叫作《三秋草》。沈從文一聽,二話沒說,提筆就題寫了“三秋草”幾個字,并馬上從抽屜里取出三十元錢來,交給卞之琳,讓他快快將《三秋草》印出來。

  開抽屜時,卞之琳看到里面有幾張當票,知道沈從文自己還在典當東西過活,便堅持不接錢,可沈從文堅持讓他拿上。卞之琳后來說:“我終于未能違命。”拿了錢,回北平出版了自己的處女詩集。

  這本收有十八首詩作的《三秋草》,印制過程還略有周折。北平印刷廠的人看到這本書太薄,沒多少利潤,也就不大在乎。提起來,總說:“那本小書,那本小書……”作者卞之琳卻偏偏要認真費事。他要用穿釘方式裝訂起來,要不裁邊,即“毛邊”,還要整齊……為買紙,他和友人羅大岡一起跑了很多家店鋪,又要經濟,還求實惠,可大都不理想。最后羅大岡想到了一種韌性較好的薄吸墨紙,一試之下,大為滿意:“這種紙真妙,鉛字印上去墨色像從里邊長出來似的,特別平整……”“果然很合適,結果花錢不多,印出來的三百本小書卻不十分寒傖。朋友們見到了都說印得很好……”這樣,卞之琳就在自己大學畢業前夕,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詩集,為他以后的文學道路,奠下了一個極為有益的基礎。

  文人敬文人

  因為是沈從文出資印出,《三秋草》的版權頁上,卞之琳印上了“發行人:沈從文”的字樣;書店,還是用了先前要出版《群鴉集》的新月書店,時間是1933年5月。那時印一本書的時間,還是蠻快的。此時雖然新月書店幾乎支撐不下去了,可這批三百本書,還是交給了他們代售。由于印制早而少,如今要找到這冊小書,已經很不容易了。

  1934年,已經很少作詩的沈從文,專意寫出一首新詩《卞之琳浮雕》,對卞的作為和愛好作了別異的描摹:

  兩只手撐定了尖下巴兒,

  心里頭畫著圈子:

  (不是兒戲,不是兒戲,)

  “我再活個十來年,

  或者這時我就應當死?”

  說老實話生活有點兒倦,

  唉,鐘,唉,風,唉,一切聲音!

  (且關上這扇門,得一分靜。)

  “天氣多好,我不要這好天氣。

  我討厭一切,真的,只除了阿左林。”

  這也許是沈從文感受到的卞之琳吧?或者卞本人不這樣認為,可是閱讀卞之琳的詩歌及其他作品,這樣的狀態倒是挺傳神的。

  據資料記載,卞之琳后來還受到沈從文的照拂。1936年,卞之琳的工作并不順當。沈從文知道了,便給胡適寫信,希望能通過文化基金會,給卞之琳一點可以發揮其特長的翻譯工作:“卞之琳多數人都承認他譯書極認真,中文也相當好,外國文基礎也很好。人家都說是這幾年北大出的好學生!現在作的事似乎不是他宜作的事,對自己無益,對學生也無益。教書不譯書對各方面都是損失。文化基金會每月出百廿塊錢并不是件困難事情,我希望您還能給他這個譯書機會,要他不必再教書。”(見《沈從文全集》18卷223頁)

  后來卞之琳確實獲得了為胡適主持的文化基金會翻譯文稿的工作,他本人的說法是由自己的老師余上沅推薦的,也許是。由此可見,沈從文給胡適寫信為他尋找這份工作的事,他并沒有告訴卞之琳。這樣的不張揚作為,真正為君子之風。

  沈從文初闖文壇時,艱難異常,后幸得徐志摩、郁達夫、胡適等人扶持,才漸獲聲譽,并終于成為一代文學大家。由于這段經歷,沈從文對初闖文壇的后學,多大力幫助,毫不吝惜精力或金錢。

  沈從文的弟子汪曾祺說曾見到他為學生的作文寫的批語,有時超過原文;幫助文學愛好者把稿子往外寄,光郵費就是很大一筆。這里,通過卞之琳兩部詩集的評介或出版,我們又一次看到沈從文這樣的無私推舉。

  “文人相輕,自古而然。”這兩句話很古老,可是,在中國現代文壇上,我們卻看到了多位文壇先輩提攜,援手,助益新秀的作為。現代觀念的引入,帶來了新的思維和識見,這真是難得難能的精神境界。這或者是我們讀到這樣的事跡愿意記述下來的緣由。我們期望這種精神能夠為后來者繼承發揚,并在此向先賢表達由衷敬意。

(來源:新華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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